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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修明简介
刘修明，1940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后工作于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直至2000年退休，曾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曾负责《社会科学报》，主要研究秦汉史、思想文化史、史学理论等。先后在所刊、院刊、《求是》、《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世界历史》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另有专著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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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刘老师，您主编的《话说中国》丛书目前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请问您当时是如何对该书进行读者定位的？为什么打算编写这样一套丛书？
答：我读大学时当时班上有位来自台湾的同学，他日语讲得很好。跟他谈话了解到日本在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期间，实施以“灭其国，先灭其史”的统治政策，不许讲汉语、不许学习中国历史，学的是日文和日本史。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做学术研究，对史料进行整理、考证和理论方面的创新等，这都是作为一名学者该做的事。但我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似乎少了些什么，我常想如何把专业化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超越时空的中华文明的载体——中国历史科学回归到大众生活中去，将历史和理论回归人民，让历史学发挥出社会功能这样一个问题。因此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大众化，大众文化要精品化”。
当时有编写这套丛书想法时，个人在学术方面有一定积累，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连续多次担任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但总觉得自己应该更多做点什么。记得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者艾思奇在解放前撰写过一本《大众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给大家，起到很好的效果；我于1980年代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出版后也反响不错。于是我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图文并茂的、雅俗共赏的、折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编写方式，将中国学术历史为大家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所接受，而不是将“历史戏说”。
问：您对编写这样一套丛书，当时有多大把握？您当时的心态如何？
答：这套书出版后引起这么广泛的关注确实有些出乎意料，我们当时开始筹划时根本没有多大把握，更没有考虑要拿多少钱，只知道这是件有风险的事情，唯一放在心里的是要尽一切努力把这件事情做好。
问：这套丛书历时八年，由众多专家参与编写而成，个中的坎坷和艰辛也许只有参与者才能深深体会，请您简单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答：这套丛书的编写工作是由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牵头，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和部分中学高级教师参与下开展起来的。应该说最终编写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八年走过来，单就整套丛书大框架就改了多遍。这套丛书当中用了大量图片，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博物馆等给予了很大的帮助，由他们提供一手资料，然后我们派专家进行注释说明。在这里要特别提到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副社长何承伟，没有他的帮助和策划与协调，今天则不可能会看到这样一套丛书。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一位学者，就是该书的副主编陈祖怀同志，他无怨无悔为丛书编纂做了大量工作，好几次都放弃了职称评定，这是很让人感动的。还要感谢历史所熊月之所长，在当时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他欣然为这套丛书投下第一笔启动资金，给了我们作者很大的鼓励。还要感谢丛书各部分作者及为本书成稿做过大量基础工作的编辑。
问：历史所近些年来成绩斐然，形成了一个奋进团结的学术梯队，您作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一员，请您谈谈您对学风、所风和院风的看法。
答：要形成一个好的学风不容易，但一旦形成就会影响好几代人。历史所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历程，目前在熊月之所长带领下取得一系列成绩，这与形成一个好的领导团队是分不开的，这也与很多专心投入科研的广大职工默默耕耘是分不开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讲过：“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个人觉得，作为学者，不能浮躁，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上海社科院作为一个研究性机构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方面相信一定能够发挥出更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