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张仲礼 （1920-）江苏无锡人。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1947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先后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1948年秋被聘为美国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中国近代史项目研究员。1953年起兼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副教授。1958年响应祖国号召回国，历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上海社科院院长、顾问等，长期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及社会史的研究，兼任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上海市学位委员会顾问委员、中国经济史学会顾问、上海生态经济学会会长、上海市立法咨询委员等职，是第六、七、八、九界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共提议案60多个，其中8个被评为当年的“一号议案”，有的直接推动了相应立法的出台与修改，被尊称为“议案大王”。2004年因其“19世纪中国社会绅士阶层的原创性研究及学术成果的国际声誉”而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同年亲自倡议成立了“张仲礼学术奖励基金”，主要用来奖励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以促进科研后备力量的培养。
张院长早期在美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首次将中国绅士作为一个特定的阶层，以科学实证的方法精确揭示了其在中华帝国政治与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发表了成名作《中国绅士》，填补了这一研究的空白。
在《中国绅士》中，他首先从19世纪中国的社会大背景出发，对中国绅士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他把19世纪的中国绅士阶层分为上、下两个集团，上层集团由学衔较高及拥有官职的绅士组成，下层则是由那些通过初级考试的生员、捐监生和一些地位较低的人构成。以此考察了中国绅士的构成和特征。他认为：中国绅士是一个以科举制度为政治背景，以捐纳制度为辅助形成的特殊的社会阶层，其成员的资格由政府控制的明文规定的铨选制度所决定，这个制度有复杂的品级和学衔等级，这使得他们成为一个统治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且他们的特权由法律授予并为社会所承认。时代进步必然促使制度变迁，19世纪中国科举制度的崩溃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是中华帝国社会结构蜕化的征兆。此外，他还对19世纪中国绅士的人数和他们的传记的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因此项研究，张老获得了1952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费兰兹迈克尔在导言中评价到：“这些研究为19世纪中国绅士在社会中的地位勾勒出了一些大纲”。美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所附文献选读中称：“《中国绅士》是一本从有功名的人的意义来研究中国绅士的最透彻的统计研究著作”。《美国历史评论》称这是“一本对中国近代制度史做出重大贡献的研究著作”。
在此基础上，张仲礼教授又对中国绅士的收入的性质与来源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并于1959年出版了其研究成果《中国绅士的收入》。这两本著作出版50多年来，一直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成为海外学者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参考著作。
1958年底，响应祖国的号召，张院长海外归来，开始了新的学术探讨的历程。他利用自己的优势，从外国资本和企业史的双重角度，以对旧中国的外资企业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在《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他认为，当时的外资企业从不受约束地把大量利润汇出中国，直接导致旧中国当时的国际收支严重入超，其又成为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缓慢，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沙逊集团在旧中国》和《太古集团在旧中国》中，他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尽管外资对上海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对当地民族工业的发展却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它的健康成长。其中《沙逊集团在旧中国》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近期，张老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外资企业做了认真的分析与探讨，使他的对外企的理论研究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自1980年起，张院长又开始了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成果有《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现代化》等。其中，《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被业内专家一致评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单个城市研究的代表作。而《张仲礼文集》更是他一生学术的结晶。
一位白发苍苍却依然精神抖擞，硕果累累却依然谦逊祥和的老人……
张仲礼访谈录
问：您好，张院长，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的学术生涯可以说硕果累累，请问您的家人在这方面对您影响大吗？
张仲礼：家里对我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像父亲对我的教育比较重视，总是给我读比较好的学校。从小学到初中、高中直到大学都是这样，这对我帮助很大。
问：张院长，除了家庭以外，您国内外这么长的求学历程中，哪位老师对您影响比较大？
张仲礼：迈克尔教授，我的博士生导师。他发现我能够坐下来追求学术创新，不仅比较看重我，还给我提供了许多机会。
问：张院长，家人和迈克尔教授他们对您待人、处事与做学术的态度方面影响大吗？
张仲礼：我这个名字是父亲起的，“仲”是第二的意思，“礼”是要以礼待人，所以我做人比较低调。迈克尔使我觉得做学术一定要坐得下来，要认真、严谨，还有对国情、世情、史情都要了解，这也是我的座右铭。
问：张院长，学风问题是最近讨论的热点，最近国家就此还下了一个文件。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仲礼：我在这方面是很慎重的。有的时候我也有吸收别人观点的地方，关键是应该指出来。另外，有些人一生可能只出几篇文章、几本书或文集，在文集中有一或两篇有所创造，质量很高，就很不容易了。而现在社会上有的人几天一篇文章，写着也方便，有电脑的就贴一贴，这一点从学术角度讲还是有问题的。对这些趋向于写写文章，要快点成名的，短期内可能成些小名，但也可能就到此为止，是不值得学习的。
问：前一阵子针对日本问题，外面有游行示威的，还有要抵制日货的，您觉得我们同学应该如何处理爱国情怀与时局的关系？
张仲礼：爱国与国家的大的利益是要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研究生可能比大学生还要更能够理解，什么事情还是以大局为主。爱国心是要提倡的，但是不能不注意到社会上也有一些人（他可能有外国势力的影响）会利用这种机会，在背后煽动并进行破坏。这不是爱国，反而是给国家制造麻烦，所以研究生更要有个大局观。爱国是应该提倡的，但爱国的方式应该是理性的，不要随便听信网上的东西，网上它是不负责任的，有的人就利用这点。现在渗透得还是蛮厉害的，研究生对这些都要有充分的认识。
问：张院长，在学术上可以说您是我们的老前辈了，又是我们的老院长，最后您对我们同学有什么要求或期待吗？
张仲礼：对于有的年轻人来说现在外面各种诱惑比较多，要很快地有点小名气或很快地得到一些利益什么的，这可能是做得到的。但从长远来看，你失去得更多，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的可能性就小了。我希望我们的研究生，不要太早地卷入到名利的追逐中，要以学术为主，爱惜时间，充实自己，真正培养好进一步独立研究的能力，不要分心太多。要抓住机遇，不怕困难，始终自信，争取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