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辛：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海上文坛》杂志主编等。
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1969年去贵州山乡插队。1977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此后笔耕不辍，二十多年来，共出版四十多本书籍。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等。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叶辛新世纪文萃三卷本：《华都》、《爱也无奈》、《我生命的两极》及《西雅阁之思》、《缠溪之恋》等作品相继出版。
胡俊：叶老师您从事创作二十多年来，共出版四十余本书籍，哪些在您看来是主打作品？
叶辛：我在《半世人生》里写到我的三卷本代表作分别是《蹉跎岁月》、《家教》、《孽债》。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要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系列，出版社打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自选的代表作是《蹉跎岁月》。《蹉跎岁月》是纯粹的知青文学，能够反映整整一代知青的下乡插队的生活。
胡俊：叶老师您的知青作品和其他作家相比能够保持持久魅力的原因何在？
叶辛：我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开全国研讨会时，全国范围内报上来的知名知青作家有三四十位，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给你感觉没有剩下几个了。我想是因为在八十年代大家都在写，有闯禁区的意义。后来发生了很多变化，主要是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有的当了编辑，有的做了各类其他工作，觉得后来的生活与知青生活脱节了，也就不写了。还有的人身体健康状况不好，也不写了。我是69年插队在农村，待得时间特别长，在农村生活了整整十年，了解文革中上山下乡的整个过程，正因为了解整个过程，对这一代年青人的命运会了解得更清楚。有的知青作家下乡一两年或者三四年，他们的印象也很深，他们也根据下乡的体验来写作，也有的知青作家注重写返城那一年，都是写知青历史中的一段。我是整整十年都在农村，站在知青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我个人认为会更加本真一些。
胡俊：乡村和都市在创作中的关系是怎样的？
叶辛：贵州的经济指标在全国排名很低，经济发展很慢，而上海即使是在都市群中，也是和北京、广州并列的大都市。生活在上海的小青年不知道肉是怎么来的，小麦是怎么来的，生活完全和乡村隔离。城乡差别，不仅是经济的差别，也有生活方式的差异。上海的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而贵州的农村发展是相对滞后的，当我从上海到偏远山区去插队，并真正在乡村生活十年以后，我就觉得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感觉，用我的话说就是用两副目光观照时下的生活。一种是用古朴的传统的偏远山区的农民眼光看世界，还有一种是用上海的人的目光看待世界，两者是不一样的。一个偏远山乡农民看出来的都市，一个都市青年里看出来的偏远山乡，分别和本地土生土长的人看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一个上海人他从来没离开过上海，他会对看到的世界熟视无睹，土生的乡村人也是这样。我的插队的经历使我得以观照这样两种生活。而这样两种生活形态是有冲撞的。我在写《孽债》的时候，这种感觉特别强烈，我实际上是借用五个孩子的眼光，他们冲进城市来，来观照现在的都市生活对他们强烈的冲击。倒过来，当年的知识青年到偏远山乡去，他们也有这样的感觉，他闯进了那样的一种生活。从广义的话说是城乡差别。我的《都市和乡村——两种目光观照生活》是在96年日本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发言结束后许多外国人要和我探讨这个问题，在斯里兰卡、在美国都有这样的问题，一个法国农民走进巴黎，即使这个农民是现代化下的农民，他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城乡之间生活形态不同。且不要说我们现在城乡差距还很大，今天带给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包括几千万农民工的问题，实际上是这样带来的。我觉得要准确表现今天的生活，不但要表现都市里人的思想、情感，而且要表现农村的，因为毕竟农村和城市都是中国当下的两种不同生活形态。
胡俊：叶老师您最近打算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所写作品的进展如何？
叶辛：《孽债》写的是城市的知识青年下乡，而这部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上海日记》写的是一个从贵州的偏远山村来到上海的大学生，毕业以后想方设法留在上海，并融入上海的故事。我已经写了有8万来字，预计写20万字，到10月份可以完成，前段时间因为官司的缘故耽搁了，现在没关系了，春天来了，心情也会好起来的。我了解到：一些外地来的学生一毕业想留在上海就会面临许多很现实的问题。上海孩子再怎么说，他也有家，有父母负责他。我的小说正写到这个贵州农村出来的孩子在上海面临大学毕业，又在准备租房子，此外又要找工作，还处于青春期，又要谈恋爱，要面临各种各样焦头烂额的问题。
胡俊：叶老师您在创作中，是边构思边创作，还是先构思好，再进行创作？
叶辛：一般会对主要人物的命运有个大致想法再提笔写，比如写《蹉跎岁月》是在十年文革以后，我看过了很多知青的命运，对此非常熟悉，提笔写时，就会把《蹉跎岁月》中的两个主人公柯碧舟、杜见春的命运写得很典型，当时影片出来引起轰动，就是因为它是反映了血统论对中国整整一代人的命运的影响，所以会引起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共鸣。对于《孽债》，我得到素材后一直在酝酿，当我找到了切入口后，就下笔，写起来很顺的。《华都》也是这样。我是想写外滩地区的历史变迁，本来我的视野要比现在的作品宽阔得多，本来想写上海各色各样的人的，只不过是用两人的感情线把故事串起来，只不过我写到30万字时发现我想说的话基本说的差不多了，就停笔了。这一拨人用了三条线，30年代的一个女子，60年代的一个女子，90年代的一个女子。现在生活在这华都的人当中主要写了4个女子，分别代表不同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生活形态。此外还有十二个女知青插队在光棍村的情景。现在还有人正在和我联系，想要买版权，把《华都》拍成电影。
胡俊：写作除了需要生活积累，还有什么秘诀？
叶辛：一是要喜欢写，你要爱文学，不是一般的喜欢，或是填表时的兴趣爱好。当年我们插队时，出版社都被砸烂了，杂志社也没有了，写作纯粹是因为喜欢了。二是文学创作还需要对生活的感受能力，，比如同样经历面临毕业找工作这件事，有的人经历后只是没什么感受，有的人就能把这段生活经历写得活灵活现，把整个生活画面都能叙述出来。三是文学创作对表达能力有很高的要求，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
胡俊：叶老师您在事务繁身的状况下，是怎样安排精力和时间来进行创作的的？
叶辛：平时除了社会工作以外，一般会思考创作，还一点文债，给报纸、杂志写点短文章， 还有接受采访，星期六、星期天进行创作。我现在这部长篇小说每个星期大致可以写出一章，正是根据这样的进度推算，我的这部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剩下的12万字大致到10月可以完稿。
胡俊：叶老师您作为新一任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对文学所的前景有什么发展规划？
叶辛：把文学所定位在“文化与文学并举”，今年有五个规划：一是文学所争取到一个城市文化重点学科——上海城市文化学，我想可以集中我们所主要科研力量把它做好。二是有一个特色学科，偏向于西方文学、西方美学。三是所里各科研人员有自身的课题，有的是鲁迅研究，有的是古代文学。四是所里10来个年青人组织了青年文化学术沙龙，希望他们通过此活动多出科研成果，拿到市、国家课题项目。五是筹办“画说上海文学”。五方面工作一起进行，共同推动文学所为社科院为国家多出成果，成为社科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