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山：男，1949年10月15日生于上海市崇明县新河镇。1973年入学复旦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师从庚镇城、赵寿元，攻读分子遗传学，1976年出版第一本著作《达尔文及其进化学说》。1976年分配至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1978年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点负责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周易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理事，上海市逻辑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学会理事暨中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先后参与国家“六五”、“八五”社科基金课题研究，担任上海市“九五”、“十五”社科基金中长期课题负责人。出版个人专著、著作10部、合作著作17部。
近日，我有幸对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周山研究员进行采访，对于所提的问题，周山研究员回答得认真而又从容，举重若轻中，透视出大家风范与学者风度。儒雅的谈吐，平易的笑容让我有如沐春风之感。
问：早在1976年，您的第一本学术著作《达尔文及其进化学说》问世了，那时您年尚27岁，却已出版了个人专著，当时您是如何做到的？
答：确切地说，《达尔文及其进化学说》是一本科普读物，当时是由以我为组长的几个自然辩证法专业的同学分工写作，由我统稿而成，名义上是集体著作，但由于大家的写作基础不同，以致统稿时，我大部分都重新改写。在我哲学研究的基础上有两个支撑点对我帮助很大，一是进化论，充满辨证思想，对哲学的思维非常重要；一是逻辑，逻辑学非常重要，尤其是搞哲学研究的人，逻辑必须要融化到你的血液里面，自觉地把逻辑做为自己写作和研究的一门工具。
问：1990年，您的《中国逻辑史论》获得首届金岳霖学术奖，年逾不惑的您，以十年磨一剑之功，获得国内哲学界的最高奖，当时有何感想？
答：严格来说，《中国逻辑史论》是我的第一本专著，这本书里面包含着很多我的独到看法，比如对公孙龙的理解，名家内部不存在离合两派分歧等等，在当时的中国逻辑史专业我已具有相当的发言权，可以说，当时我是站在中国逻辑史专业研究的最前沿，所以得奖也是意料之中的。另一方面，这本书能入围金岳霖奖和我的同行前辈的努力争取分不开，考虑到当时在逻辑学界普遍以西方的演绎逻辑为唯一的标准，认为中国古代没有逻辑的学术背景，这本书能否获奖，实际上意味着中国逻辑史专业在当时中国逻辑学界有无地位，所以得奖之后，不仅我个人高兴，整个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同行们都为之鼓舞，表明我们中国逻辑史研究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
问：您著述颇丰，早期在撰写《中国逻辑史论》、《先秦名辩思潮》、《绝学复苏》、《村野文化》、《易经新论》等学术专著的同时，您也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三个电影文学剧本。当时的学术研究条件异常艰苦，您却以多元的学术成就闻名院内外，您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又是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
答：刚进社科院时，傅季重前辈嘱我多看几遍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他看来，这本书写的非常流畅，读起来毫不费力，让我学他的文笔。在我看来，从事专业理论研究的人，文笔一定要好，因为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写的晦涩，即使思想再高深，别人不一定愿意看，也未必看得懂。我不仅欣赏胡适的文笔，也欣赏郭沫若的文笔，以胡适、郭沫若的文笔为自己的楷模，为了提高自扎的文字功底，我就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文学创作。事实表明，写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确实对我写作论文和专著的影响很大。八十年代，我还两地分居，既无家室之累，亦无电话机电视机等干扰，所以时间很充裕，那时，拿出一半的时间搞专业研究已足够了，用掉一半时间写小说剧本感觉很轻松。
问：2003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四十五周年庆典上，您接过了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的聘书，当选我院首批终身研究员，充分说明了您在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更是对您近三十年学术成就的肯定，请您谈谈为学生涯的感悟吧。
答：30年为学生涯最大的感悟是：求放心。读书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年轻时，院图中与我专业有关的书，我几乎都看过。对中国哲学研究来说，朱子语类这部书不能不看，读这部书令我感慨良多。当时朱子语类是木刻本，从地上垒起几乎等身，书借回来打开时，发现里面不知哪年的蛀虫从第一页至最后一页已全部蛀空，更有甚者，里面的夹页还没有剖开，表明此书馆藏虽久却尚无人问津，里面有木刻刻错的字，也无人改正。这部书我们社科院有好几套，其中有一套，里面用铅笔把刻错的字改过来的就是我看过的那一套。如果研究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连这些原著都不去翻一下，我觉得做学问就不能放心，而读了这些书以后，我做相关的研究写出的文章就有一种放心的感觉。古人说，做学问无他，求放心而已。我觉得放心是做学问的一种境界。我30年为学生涯的最大感悟就是：求放心。
问：2007年，您主编了《中国学术思潮史》多卷本长篇通史，这是迄今为止学界第一部以学术思潮为研究主体的长篇通史，该书自面世以来，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请问您当时是如何对该书进行定位的？为什么打算编写这样一部书？这部书历时六年，由不同单位的众多专家参与编写而成，个中的坎坷和艰辛也许只有参与者才能深深体会，请您简单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答：虽然写了六年，但我最早的酝酿实际有十多年，那时跟一些学界朋友讨论课题时，我就提出过这一想法，为了避免以前编写思想史时的教条，避免编写中国哲学史依傍西方哲学史的弊端，我避开哲学二字，用我们自己的语言系统，把我们的学术思想勾勒出来，动态的写我们的学术流变。但是现在写下来，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以后还要不断修订，只能说我们刚开了个头，学术思潮史这个课题还要不断做下去。
感受很多，不同单位的资深专家能走到一起合作项目，本身就很不容易，实际上是长期的学术交流、学术情谊的结果。过程中有争论但没闹过矛盾，作为主编，我既有妥协退让之处，也有固守原则之处。六年时间还是略显仓促，关键问题上的沟通也有些不够，尚留下些许遗憾，但总的来说大家合作比较愉快，基本上反映出我们这支队伍的素质。感慨最多的就是，集体项目无论是主编还是合作者都要有点容人之量。
问：您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定位？儒道融通可能性何在？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它们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性格，二者的关系又是如何？
答：对，这是我近年来研究的重点，这可能要从后面的问题讲起，中国文化主要由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两大系统构成，这两大系统的特点我曾作过详细的阐述，黄河是以孔孟儒家思想为主体，长江文化是以老庄文化为主体，二者的风格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两者的融通，几千年来一直在进行，问题是谁居于主导地位，前两千年黄河文化占主导地位，但长江文化在吸收黄河文化中的一些合理成分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那样的时代，长江文化对自己的定位是很清楚的，就像老子觉得当时他的思想不见容于社会，他就骑着青牛西去，采取回避的态度。历史发展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化重心已经转到长江文化，长江文化占主导地位是历史的必然，长江文化是开放的，老庄反复强调的是要相忘于江湖，寻找最适合个体发展的环境，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所主张的。个体发展基础上的群体发展，这是长江文化的特点。群体发展基础上的个体发展则是黄河文化的特点，看上去似乎一样，其实里面的差异很大。
我公开提出这些观点以后，学术界反响不大，倒是企业界影响很大。我在企业界做过几次报告，企业家反响强烈。学术界反应呆滞，我觉得可能是搞传统文化的学者头脑里的黄河文化情节比较重，传统文化的惯性比较大，不太愿意接受文化重心转移这个事实。所以我颇有感慨，为什么学术界无动于衷，而在社会上，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们却是如此的欢欣鼓舞，我觉得这是由于他们对整个文化重心转移给他们带来的勃勃生机有着切身体会。
问：您所在的中国哲学研究室目前有六个正研，学科实力和梯队结构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是颇具实力和影响，作为研究室主任，您是如何培养学术梯队，如何关心青年人才？
答：学科建设责任在学科带头人。作为一个学科带头人一定要对自己的学科有责任感。学科带头人还要有自信心。如果怕人才引进后，自己饭碗没了，这样的人不配当学科带头人，对自己的学术底气都没有信心，怎么能领导这个学科呢？对我来说，人才培养和引进，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越强越好。
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实话实说，优点缺点一样毫不吝惜自己的语言，如果年轻人有优点，不但要肯定他，还要放大他，鼓舞信心，但是如果有缺点，我也会不留情面给他提出来，当然，听从与否，要看每个人的造化，但我想，实话实说或多或少还是有正面影响的。
问：从1978年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起，您已经在我院生活工作了整整30年，30年于历史长河来说，如白驹过隙，而对您和社科院来说，却是人生和发展的重要阶段，确切地说您以您的物理生命和学术生命见证并参与了我院的建设发展，今年适逢我院建院50周年，回望岁月，感受变迁，您有何感想？
答：我这辈子从30岁到60岁，能 30年一以贯之，毫无干扰，始终在搞科研，是我们这一辈人的幸运，对我自己来说，这么长时间如果不出成果太有负于时代有负于自己，尽管我出了一些成果，但在相当程度上，我还是辜负了大好的时光，完全可以再做出更多的东西和事情，可以做得更好。对社科院来说，这30年也是辉煌时期。从成果来看，30年前，社科院虽然成立20年，但20年中来所出的著作寥寥无几，现在每年都有十几甚至几十部专著问世。从人才培养来看，文革前我们哲学所没有一个正研究员，而现在仅我们一个中哲研究室就有六个。可见，这30年，是社科院走向辉煌的30年。
问：请谈谈您最近的工作情况，有何学术任务和计划？
答：最近正在联络中国逻辑史专业方面的一些同行专家，淮备在中国传统类比推理系统方面展开研究，希望能勾勒出中国传统类比推理系统的一些脉络，最近两三年我会致力于此。
做学问无退休之日，退休之后的研究计划，我已经有所考虑，但要视退休以后的精力情况而定。对我来说，学术研究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离开了学术研究，生活也就没有多大意义。
问：五四青年节就要到了，您对年轻学子和科研人员的有何期望？
答：希望年轻人超过我们这一代，后浪推前浪是自然规律。能够躺在沙滩上看后浪，欣赏后浪，也是我们的期待。希望后浪更汹涌，更澎湃，希望后浪激起的浪花比我们更高、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