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研究生学术研讨会——逸思读书会第一期活动正式举行
2014年3月29日晚6点30分，我院研究生“逸思读书会”第一次活动正式开展，本次活动共有10人参加，5人请假。主讲共3人，分别是2013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徐圣龙，2012级历史学专业硕士生刘明和2012级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生袁依。在每个人报告结束时，与会同学针对报告主题，按照自己的专业和学术背景进行了热烈讨论。整个活动进行了大约3个小时，取得了较好的相互交流学习的效果。
徐圣龙的报告主题是《政治作为一种生产力》，推荐书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毛泽东文选》四卷本和《邓小平文选》三卷本。徐圣龙的报告主旨大致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状况，也包括政治活动。马克思认为，一定的工业阶段与一定的社会阶段相联系，并且，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有关生产力的阐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1）一定的工业阶段与一定的社会阶段相对应；（2）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基础性的，不单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且还具有反作用。而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不恰当的将政治提高到决定性的地位，并错误理解了马克思的叙述。对于毛泽东来说，首先是从现实的物质条件中总结出政治原则的，并用普遍的政治原则取代对现实物质条件的认识，这就是政治原则的抽象。对于邓小平来说，他将政治放到了现实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其有关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就是重新恢复马克思表述的尝试，并有限度的释放了政治对于生产力的束缚。以此为基础关照中国目前的改革原因，即有三点：（1）基本制度基础上，具体制度运行、政治行为出现了问题，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制造了社会矛盾；（2）现有的生产力及表现形式，以及相应的政治内容存在问题，要恢复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抽象，使政治高于物质生产活动；（3）基本政治制度、观念及行为都是存在问题的，生产力的发展或工业阶段已经完全越过了既有的政治内容，现有的政治是陈旧的。
刘明的报告主题是《印度、泰国、日本的社会状况比较——以三本民族志为例》，推荐书籍是《邻里东京》、《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和《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以这三本书为基础，刘明分别介绍了日本、印度和泰国的社会组织。日本的社会组织主要是町会（妇女协会、老人协会、层级组织）、商会、行会；泰国的社会组织主要是是合作社（合作银行小组、农业合作社和土地发展合作社、农民组织）、火葬协会、医务志愿者组织等；而印度的社会组织包括宗教组织、种姓组织、阶级和大众组织和社会文化组织等等。三个国家的社会组织都十分发达，而它们所起的作用也很大，比如，在泰国和印度，社会组织的权力很大，是个人与家庭生存的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在面对社会暴力与国家暴力时必须依赖的重要手段，因此个人对社会组织的依赖程度更高。而且三国都处于选举民主体制之下，因此基层社会都依赖一定的社会组织为选举做承接，所以，社会组织在选举动员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三国的选举动员程度以及政治化程度迥然有别。以对这三个国家的介绍为基础，报告的落脚点最后为中国社会状况的组织化与去组织化，认为，在后革命时代，由于革命时代的遗产，阶级平等轻易的转化为现代公民平等，但一方面政党退出社会，逐渐官僚化，失去组织动员群众的能力，另一方面群众脱离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中逐渐成为游离的原子化个人之后，社会如何自组织从而保持一定的凝聚力和集体行动能力，是当代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而公民社会建设，即以平等、自由的个人以契约形式组织的社会实践未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袁依的报告主题是《中国哲学史纲要之纲要》，推荐书籍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冯契的《中国哲学通史简编》；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报告以介绍基础知识为主，大致讲述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报告以“名”“实”关系为主线，讲述了中国哲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第一，人们通常拿“君臣、父子”攻击儒学，这是不正确的。其为“名”与“名”之下的责任义务的关系，而不是通常所谓的社会伦理；第二，儒家和墨家向来有个悖论：儒家强调丧礼和祭礼，可是并不相信鬼神的存在；而墨家反对丧礼和祭礼，却相反相信鬼神的存在。报告推崇冯先生的解释：儒家的丧礼和祭礼是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墨家相信鬼神的存在是为了给他的兼爱学说设立宗教的制裁，并不是对于超自然的实体有任何真正的兴趣；第三，报告还谈到了名家之上，“名”“实”的对立，也是“主词”与“客词”的对立。如公孙龙的“共相论”，惠施强调“实”的相对性等等；第四，报告认为，儒家分为左右两翼，孟子是儒家的右翼，荀子是儒家的左翼，而这样的划分太过粗略，也不尽合乎实际。但毫无疑义的是荀子属于儒家的现实主义派；第五，儒家的形而上学主要体现于《易传》和《中庸》。即三个概念：中和、庸常和明诚；第六，中国哲学上有关世界政治与世界哲学的论述。古代中国人说“天下”，意思是想说“世界”，不过当时对世界的了解还没有超出中国的范围。而冯先生肯定了中国古人关于这一世界哲学的基本看法，他指出“华夷之辨”是从文化上讲的，不是从种族上讲的，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而蒙古人和满人并未使之明显中断或改变。所以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习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